HCMA179/2019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林子健

1. 上訴人在署理總裁判官蘇惠德（當時官階）席前，經審訊後被裁定一項「明知地向警務人員虛報有人犯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32章《警隊條例》第64(a) 條，罪名成立，被判監5個月。

2. 經修訂的控罪詳情指上訴人於2017年8月11日，在瑪麗醫院B4座A417室，明知地向偵緝警員6758 (PW1) 虛報有人於2017年8月10日下午，在九龍油麻地界乎咸美頓街與碧街之間的一段砵蘭街，把他拐走。

5. 2017年8月11日早上，上訴人出席於立法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他在會上報稱自己在前一天下午離開位於砵蘭街的「飛龍球衣店」（“飛龍”）後，行經咸美頓街與碧街之間的行人路時，被兩名中國籍男子強行帶上一輛客貨車上，再將他毆打和迷暈。上訴人說他醒來時發現自己四肢被捆綁，期間被人襲擊和責罵，又被人用釘書機在兩邊大腿上打上釘書釘，然後再次被迷暈。上訴人說他再醒來時已經身處西貢一個石灘。最後，他乘的士返回馬鞍山住所的商場。

6. 同日，上訴人到瑪麗醫院的急症室求診，並把事件向警方舉報。根據急症室顧問醫生張醫生的報告[1] 顯示，上訴人的上腹和大腿下方有多處呈線狀的瘀傷，兩邊前大腿有二十一口釘書釘，左臉有輕微觸痛。另外，根據瑪麗醫院矯形及創傷外科狄醫生的報告^{^[2]}，上訴人腹壁前方有多處直線瘀痕，大腿前方有多處直線瘀痕，共有二十一口釘書釘，約分成每邊五個，被釘位置周圍出現紅斑及觸痛。

7. 同日下午2時20分， PW1 奉命為上訴人錄取證人供詞。晚上，警方亦於上訴人的處所檢取一個有紅色特徵的黑色背囊、一件黑色短袖T裇、一條短褲和一對鞋[3]。

10. 裁判官將探員12745 (PW2) 和探員6794 (PW3) 的證供撮要如下[5]：

11. 法醫賴醫生 (PW5) 認為上訴人的部份傷勢可能是自殘造成，不過他亦同意單憑醫學診斷是不可能完全肯定傷勢是自殘或由他人造成的。

12. 根據譚博士的證人供詞^{^[10]} ，他以警方提供的證物：背囊、黑色上衣、短褲、黑鞋和手帶，對比閉路電視影像中的五個地點[11]出現的人：

他有和探員8080到該些地點實地考察，而探員也背著背囊、身穿類近的衣服作出模擬，重組片段中人物的動態。譚博士認為除了手帶的特徵不明顯外，其餘四項證物的特徵是明顯的，顯示是片段中的人可能是同一人。

13. 控方亦呈上十五名證人的書面證供，他們案發當日身處砵蘭街一帶的商舖，確認當天沒有發現有任何在街上不尋常的情況。

14. 上訴人選擇不出庭作供，但傳召了Dr Payne-James和龔立仁博士出庭作供。

15. Dr Payne-James根據上訴人的醫事報告、化驗報告、警員記事冊上記載上訴人的聲稱經歷和傷勢照片^{^[13]}等提供意見。他同意單憑醫學診斷不能肯定有關傷勢是自殘抑或是由他人造成的，但認為上訴人身上所呈現的傷勢吻合他聲稱的遭遇。

16. 龔立仁博士是中文大學基督教神學及宗教與社會系教授，自2007年認識上訴人，亦是後者博士學習指導教授。他供稱上訴人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人，從沒有發現上訴人有任何不誠實或不恰當的行為。

18. 代表上訴人的陳大律師在庭上同意，本案的主要事實爭議在於：

19. 陳大律師同意上述爭議不關乎本案控方主要證人，即(PW2及PW3) 的可信性(credibility) ，而是關乎他們證供的可靠性 (reliability)。陳大律師並且同意倘若上述議題 (1) 和 (2) 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話，那麼裁判官便有權推斷上訴人向警方所說，自己曾經在油麻地砵蘭街被拐帶的事情，勢必是虛假的，亦有權裁定上訴人有罪。

20. 裁判上訴是以「重審」方式，依據在裁判官席前的證供證據進行：Chou Shih Bin v HKSAR^{^[15]} 。在HKSAR v Ip Chin Kei^{^[16]} ，原訟庭麥偉德法官（當時官階）總括了一些處理裁判法院上訴的法律原則，包括以下：

21. 然而，就上述第 (1) 點而言，處理上訴的法庭須顧及原審裁判官有耳聞目睹證人作證此優勢，是處理上訴的法庭是本庭所沒有的：Raymond Chen v HKSAR^{^[17]}。一般來說，就某證人是否可信可靠，是屬於原審裁判官決定的範疇內。誠如原訟庭張慧玲法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偉業^{^[18]}一案指出，假若原審裁判官所作的事實裁斷不合情理、不合邏輯、或有固有不可能性存在；或原審裁判官在處理證供時，就重要事項作出錯誤引述、有遺漏、或不曾作考慮分析，定罪將會是不安穩的。原訟庭司徒敬法官（當時官階）於R v Kwong Wing On^{^[19]}一案指出，若微觀地剖解證供謄本，必然會發現有矛盾、遺漏及出入等情況，即使是說真話的證人亦然。因此，法庭應該以務實的態度，去處理針對證人證供的批評。

22. 陳大律師陳詞批評裁判官錯誤地認為上訴人的傷勢是自殘或由他人造成並不構成任何合理的疑點。陳大律師指若然上訴人身上有或可能有他人造成的傷勢，即不能確定上訴人是否曾經作出控方案情所指稱的自殘行為。

23. 關於這一上訴理由，本席首先需要指出，根據控罪詳情，本案的關鍵不在於次日在被告人身上發現的傷勢是出於自殘，還是由他人造成，乃是在於上訴人是否曾如他所說，在案發當日於油麻地咸美頓街與碧街之間的一段砵蘭街被拐帶。不過，本席同意，如果上訴人的傷勢是或可能是由他人造成的話，那麼這將會是一個相關的考慮因素。至於這個考慮因素應有多少份量，是否會導致控方不能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標準下成功證明控罪，則需視乎整體證供的份量而定。

24. 關於上訴人傷勢的可能成因，醫學證據來自控、辯雙方兩位專家證人。控方賴醫生 (PW5) 在2017年8月11日為上訴人進行檢查。裁判官引述PW5的專家證供如下[20]：

28. 本席認為陳大律師以上的陳詞，皆不具說服力，原因如下：

29. 本席認為裁判官充分理解，並已經顧及控、辯雙方兩位專家證供，又就他為何採納控方專家的證供，而拒絕採納辯方專家的證供，給予了充足及具說服力的理由。本席認同裁判官所給的這些理由和他所作的判斷。

30. 至於PW5同意單憑醫學診斷，不可能完全肯定上訴人的傷勢是屬於自殘或由他人造成，這是否會對定罪構成疑問,本席會在處理上訴理由（七）時討論。

31. 原審時，控、辯雙方已就PW3能否於閉路電視片段中辨認上訴人作出陳詞。控方依賴英國上訴庭案例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27]，指起碼在下列四種情況之下，法庭可容許辨認證據呈堂，在陪審員得到適當引導的情況下，用之以證明罪案現場影像所見的就是被告人。倘若法庭行使酎情權將證據摒除，則另作別論[28]：

32. 控方說PW3的是屬於上述第 (iii) 種情況。裁判官聽取控辯雙方陳詞後，批淮控方PW3從閉路電視片段辨認上訴人。之後，PW3作證說閉路電視片段和截圖上所見的一名戴上鴨嘴帽、口罩及太陽眼鏡的男子是上訴人。

33. 陳大律師關於這上訴理由的陳詞大致可分為法律和證據兩方面。法律方面，陳大律師指原審裁判官錯誤地假設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適用於本案。

34. 本席詳細考慮過陳大律師有關法律方面的陳詞，但不能夠接受他的見解。首先，本席不同意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或該案所援引的Clare and Peach都只能應用於現場相片或影片中人的容貌並沒有被（完全）遮擋的情況。英國上訴法院在上述兩個案例中都沒有這個說法。其實，正如答辯方鄭專員（及劉檢控）指出，與陳大律師相似的論點，早於英國上訴法院在R v Savalia (Priyankrai)[29]一案中被否定。

35. 其次，本席認為假若相關證人並不是依靠或單單依靠容貌辨認被告人的話，那麼相片或影片中人的容貌是否可見便不一定具關鍵性甚至相關性。正如上訴法院在HKSAR v Tagao Saudee Abad[30]指出，被告人的特徵，可以是他的突出的衣著顏色、種類、設計、花紋、記認，身體特徵、首飾或步行姿勢等等。

36. 第三，雖然在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及Clare and Peach及其後在香港和英國的案例中，容貌或部分容貌都是身份辨認的唯一或其中一個因素，但這是因為該些案件的具體情況，並不是一個原則性的規定。倘若證人能透過被告人面容之外的其他特徵作出辨認，而被告人的那些特徵，在該案的現場環境和情況之下，是足夠突出的話，而陪審團獲適當引導，又有足夠的材料讓他們判斷證人的認人證供的可靠性的話，本席看不到在邏輯上或原則上有任何原因，不容許證人作出辨認。

37. 證據方面，陳大律師指即使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所例舉的第 (iii) 種情況可適用於本案，原審裁判官亦錯誤地裁定PW3擁有「特別認識」。這是因為PW3基本上並不能依賴他對上訴人樣貌的觀察而作出判斷，只能夠依賴上訴人的步姿。PW3在拘捕上訴人後整個過程中，不會有很多時間能夠觀察上訴人的步姿。PW3也沒有反覆觀看和有系統地分析相關的閉路電視片段。此外，PW3在盤問時同意他單從步姿，不能夠肯定片段中疑似上訴人的男子就是上訴人，也不能夠肯定在關鍵位置的片段和截圖上那名戴上鴨嘴帽、口罩及太陽眼鏡的男子就是上訴人。因此，裁判官錯誤地批准PW3從閉路電視片段作出的身份辨認。

38. PW3關於這上訴理由的口供如下。主問時，他說他在2017年8月15日凌晨拘捕上訴人之後，與後者有大約八個小時的接觸，其間有機會見到後者步行。PW3說他是以上訴人的樣貌、行路姿勢及身形等為基礎，去辨認上訴人。PW3對上訴人有以下的形容[31]：

39. 關於PW3如何處理閉路電視片段，他有以下的描述。當中提到的硬碟是指P5，即警方從不同地方搜集得來的，所有與本案相關的閉路電視錄像，無論當中是否有上訴人，疑似上訴人的男子出現：

40. PW3說所有的閉路電視錄像（不論有沒有上訴人或疑似上訴人出現）加起來約有1,500至1,800小時，他每一個片段都有觀看是否有上訴人出現，由5月至9月陸續觀看至完成[34]。當被問及由8月10日下午2時51分到11日凌晨2時許，尤其是在旺角、油麻地搜羅得到的片段中，有沒有見到有人被擄上車，PW3回答說:「冇」[35]。

41. 控方在裁判官席前播放P1–P4。關於P2(2) ，控方外聘大律師和PW3有以下的問答[36]：

44. 由以上可見，PW3並不是如陳大律師所說，單靠步姿認出上訴人。PW3亦有靠畫面中戴口罩男子的衣著，外形，鞋以辨認出他是上訴人。再者，從畫面清可見，該戴口罩男子亦是同上訴人一樣帶着一個深色背囊。

45. 陳大律師在他的書面答覆和庭上陳詞指PW3為專家證人，而法庭一旦接納專家證人的口供，等於法庭承認沒有專家的專業知識，因此不能再就著該口供的議題自行作事實裁定。

46. 本席不接受以上陳詞。控方明確表示他們不是傳召PW3作為專家作證[37]，而裁判官也有沒如此裁定。本席認為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所例的情況 (iii) 和情況 (iv) 有明顯的分別，在後者證人須有相關的專業資格，而在前者則沒有這個要求。陳大律師指在R v Clare & Peach[38]一案中，英國上訴法院援引來自新西蘭案例Howe[39]，界定以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中的情況 (iii) 作認人證人的為 “expert ad hoc”。然而，若細心閱讀R v Clare & Peach和Howe，會發現該兩個案例並不支持陳大律師的主張。R v Clare & Peach 判詞的相關部份如下：

47. 由以上可見，無論是新西蘭法庭或是英國上訴院，都只是鬆散地使用 “expert ad hoc” 這字眼，藉此形容證人具有法庭所沒有的「特別知識」，而不是說證人是具有專家身份。

48. 至於什麼構成情況 (iii) （即一位事前不認識被告人的證人）對於被告人所需的「特別知識」？本席注意到在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判詞的結尾，英國上訴法院有以下的解說：

49. 本席認為上文提及的「反覆觀看及分析」(frequent playing and analysis)，只是因應該案案情的舉例，而不是必須的條件。什麼構成「特別知識」，取決於證人是以被告人的什麼特徵作出辨認；辨認該些特徵是否需要特殊的訓練或經驗；證人是在什麼情況下獲得對於被告人該些特徵的認識；證人對被告人相關特徵的認識程度是否足夠等等。以上都是事實敏感的議題，因此需視乎個別案件的情況而定。

50. 再者，在本案PW3在觀看所有閉路電視錄像之前，與上訴人已經有過連續8小時的共處，其間對後者的身形，外貌，動態和步姿等有機會做近距離的觀察，這些都是裁判官所沒有的優勢。後來，PW3再使用大量時間觀看合共1,500至1,800小時的閉路電視錄像，從中揀選有上訴人或疑似上訴人出現的片段，並逐一記錄下來。這毫無疑問是一件艱巨的工作，需要毅力和高度精神專注。誠如裁判官所說[40]：

51. 基於以上，本席認為裁判官批准PW3從閉路電視錄像中辨認上訴人，是合法合理的裁決。當然，裁判官以上的裁斷只是關乎PW3辨認證供的可接受性 (admissibility)。

52. 在本上訴，陳大律師卻在陳詞時指PW3有可能是一邊打瞌睡、一邊觀看閉路電視，或有他人從旁干擾，這些都是完全沒有基礎的臆測。即使在盤問中，陳大律師也沒有質疑PW3是以敷衍的態度履行他的職務。陳大律師這方面的陳詞，令人遺憾。

53. 陳大律師陳詞說即使辨認證供具可接受性，但因PW3的證供並不附合R v Smith (Dean Martin) and Others[41]一案所訂明的要求，因此不應被採納。英國上訴法院在該案的相關判詞如下：

54. 本席不認為R v Smith對上訴人有幫助。首先，上述所指的Code D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persons by Police Officers) 是英國的認人指引，並不適用於香港。雖然如此，PW3對閉路電視中人的辨，並不是沒有及時記錄的。PW3在覆問時關於他在盤問中說觀看完閉路電視之後，沒有就自己的反應作即時紀錄[42]，給予以下的補充[43]:

55. 其次，正如答辯方指出，即是在英國遇有警方證人沒有遵守Code D的情況，法庭仍然可視乎案中認人證據的素質和其他證據，准許控方將相關認人證據呈堂。在R v Gomez (Kevin)[44]一案，英國上訴法院中說：

56. 但無論如何，本席認為，上述Smith和Gomez兩案判詞的重點在於是否有客觀的證據讓陪審團判斷警方認人證供的可靠性。在本案，相關的客觀證據或紀錄可以包括閉路電視片段P1–P4。再者，上訴人家中發現的一個黑紅色Nike背囊 (P5) ，一件黑色Adidas短袖襯衫 (P6)，一條黑色Reebok短褲 (P7) 及一對黑色的Puma球鞋 (P8) 都已呈堂作為證物[45]，法庭亦可以將以上衣物與閉路電視錄像中所見上訴人以及戴口罩男子所穿著的互相比對，從以判斷PW3認人證供的可靠性：見HKSAR v Tagao Saudee Abad，前述[46]。因此，陳大律師的投訴並不成立。

57. 陳大律師指若接納了PW3是有「特別知識」可以就認人作證，就等如裁判官承認自己並沒有對該證人的「特別知識」，因此就不應亦不能自行審視相關錄像片段以作出身份辨認的事實裁定。換而言之，以陳大律師的意思，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中的情況 (i) 和情況 (iii) 是互相排斥、不能並存的。陳大律師未有提供案例以支持他以上的法律主張。

58. 本席認為陳大律師以上的法律主張是不正確的，原因如下：

59. 無論如何，即使陳大律師也同意，裁判官可參照他席前的片段，去判斷到底應否信納PW3的辨認的口供。在本案，裁判官使用閉路電視錄像及截圖時，並沒有超出以上陳大律師同意是可容許的範圍。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內，清晰地展示了他達致定罪裁決的思考過程和進路：

60. 裁判官說的是他考慮了所有證供，基於他所列舉的一系列原因，然後肯定於砵蘭街戴上口罩的人必定是被告人，而第三控方證人關於身份辨認的證供亦是準確無誤。雖然裁判官在上文提及他有親自比對清楚拍攝到上訴人的片段，但他並不是說他單靠該些片段，而無須PW3的證供，已經可以辨認出那位戴口罩的男子就是上訴人。基於「裁斷陳述書」第98段的上文下理，本席沒有疑問，裁判官是對比他席前的錄像片段和PW3的證供，以判斷到底應否信納PW3對上訴人的辨認。本席認為這是完全合法合理，而且是必須的做法。正如上文引述英國上訴法院在R v Clark & Peach中所說，裁判官（作為事實的裁斷者）可自主地(free) 決定是否接納PW3關於認人的證供。

61. 陳大律師陳詞指即使PW3自己都不能肯定戴口罩男子就是上訴人。另一方面，裁判官卻認為該男子就是上訴人。裁判官未有處理這事實裁斷上的分歧，不能作出唯一不可抗逆的推斷該男子就是上訴人：Winnie Lo v HKSAR[53]。

62. 要了解陳大律師這方面的層次是否有理，本席必須先回到PW3的相關盤問內容。當陳大律師問及PW3眾多證人口供的其中一份時，他和PW3有以下問答：

63. 本席同意答辯方的陳詞，即使PW3承認他就某些閉路電視片段未能「完全肯定」戴口罩男子是否為上訴人，然而他「深信」該人正是上訴人。PW3的證供與裁判官的最終事實裁斷吻合，並無「分歧」。

64. 本席亦同意，假若裁判官的定罪只是建基於PW3的「深信」是非肯定的話，那麼定罪或會是不穩妥的。然而，但裁判官的定罪基礎不是單憑PW3的證供。如前所述，裁判官的定罪是依靠一系列的證據的累積份量，包括以下：

基於以上，肯定於砵蘭街上那戴上口罩的男子必定是上訴人。本席同意答辯方的陳詞，裁判官的裁決經過深思熟慮，並有妥善考慮PW3的證供，其並無不妥。本席認同裁判官這方面的事實裁斷。

65. 陳大律師陳詞指裁判官於判斷PW2的可靠性時，自行提出對比閉路電視影像顯示的路人情況，以排序閉路電視時間性。控方沒有提出裁判官可以這樣做，裁判官也沒有預先告之辯方。使辯方沒有就這方面作出陳詞的機會，此舉違反「自然公義」的原則。上訴人面對審訊時平等地辯護的權利。陳大律師指裁判官他已經進入了「戰圈」(descending into the arena) ，而非保持其應有客觀之態度，使上訴人未有獲得公平審訊。陳大律師依賴上訴法院在HKSAR v Tagao Saudee Abad，前述，所說：

66. 關於陳大律師這方面的陳詞，PW2在主問時，早已清楚作證說他是以兩個不同的標準，以推斷不同的閉路電視片段的先後次序：

PW2作證的時候，控方在庭上播開P1–P4。PW2有就他從畫面所觀察到的，以及他所擬的路線圖，作出評注 (P41A–P51B)。正如裁判官說[54]：

因此，上訴人不能說他沒有被知會控方依賴其他在路人錄像片段出現的路人為錄像片段排序。

67. 其次，控方在其書面的「控方結案陳詞大綱」也有以下的段落：

68. 因此，本席同意答辯方的陳詞，控方於審訊時早已知會辯方會用路人在不同片段出現的先後次序作參考，從而確定相關片段的時序。既然控方有這方面的證據，也有相關的書面陳詞，而P1–P4又已經（以同意案情的方式）呈堂作為實物證物，裁判官自然有權而且應該依憑閉路電視錄像所見的，作為判斷案件的根據之一。本席認為辯方於原審時已經有充分機會，讓他們就以路人在畫面出現的先後次序作參考是否可靠這一點作出陳詞，只是他們沒有選擇如是做。本席認為裁判官並沒有剝奪辯方的陳詞機會，沒有違反「自然公義」的原則，更遑論如上訴人所指的不恰當地加入「戰圈」。

69. 無論如何，正如答辯方陳詞所言，即使假設裁判官或控方沒有在原審時提出此做法，這亦不會構成不公平審訊。正如上訴法庭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楊家倫[55]一案中指出：

70. 本席認為楊家倫 與Tagao Saudee Abad之間並無衝突，因為：

由以上可見，該案原審的缺失在於：(i) 該案閉路電視影像不足夠清晰；(ii) 原審法官沒有就他是以被告人的哪些的特徵辨認出他來給予足夠的解釋；(iii) 控方沒有邀請原審法官去親自辯認被告人，而辯方也不知道原審法官會那樣做，原審法官因而剝奪了被告方陳詞的機會。然而，本案的情況跟該案根本上不相同或相似。因為PW2的證供，並不是關於認人，而是關於閉路電視片段的排序。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第47至91段中所做的，只是描述、詮釋和解讀他席前的錄像證據。再者，裁判官觀看閉路電視錄像P1–P4的目的，是為判斷PW2的證供是否可靠。最後，如此所述，在本案上訴方不能說他們未被知會控方會用錄像片段中路人出現的先後次序，作為閉路電視片段排序的參考之一。基於以上，本席認為Tagao Saudee Abad對上訴人沒有幫助。

72. 關於上述《裁斷陳述書》第47至91段，上訴方無論是在書面上或在庭上的陳詞，都沒有指出該些段落中有任何不準確或錯誤的地方。由於本上訴案是以「重審」的方式進行，在上訴聆訊時，本席先後兩次向陳大律師發出邀請，倘若他認為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第47至91段就各相關片段中的描述有任何失準或錯誤，或在排序上有錯，可以向本席陳詞，但陳大律師沒有接受本席的邀請。

73. 雖然如此，本席自己有親自將P1–P4的閉路電視片段，由頭到尾重複觀看，以及比對裁判官所作出的描述。本席認為裁判官的描述全面、仔細而且準確，本席看不到有任何錯誤。

74. 就有戴口罩男子出現的片段，是否可能在時間上早於有上訴人出現的片段，本席認為如果要有這種情況出現的話,那麼那個假扮上訴人的人除了須外型與上訴人相似，還須預先知道上訴人當天會怎樣打扮，帶怎麼樣的背囊，穿什麼樣的鞋，又知道他會在什麼時間在什麼地點出現，並預先學習上訴人動作和步姿。本席不認為這是內在可能的 (inherently probable)。至於當天是否會有多於一名戴口罩男子在附近一帶出現，本席也不認為這是內在可能的。再者，從不同的閉路電視片段所見，相關的路段相對繁忙，短短一段路上已經有幾家食店，有店員在店舖外做事，亦有不少行人和車輪。如果上訴人所說的被拐走事件的確有發生的話，本席難以想像為何沒有目擊證人，本席不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可能。

75. 本席認為裁判官有充分理由接受PW2有關時間排序上的證供，而本席也認同裁判官就這方面的裁決。

77. 陳大律師陳詞指裁判官於自行給予法律指引警惕自己時，雖有提及Turnbull一案所訂下的法律原則，但其自行指引並非是一個全面的Turnbull指引 (Full Turnbull Direction)。陳大律師又指裁判官沒有就著現場燈光、觀察的位置、距離等情況作出小心考慮。因此，裁判官的定罪是不安全及不穩妥。

78. 上訴聆訊時，陳大律師沒有就此上訴理由作太多論述，本席認為那是明智的做法，因為這個上訴理由，坦白說，是不切實際和沒有合理勝算的。首先，本案的辨認證供證據來自閉路電視錄像，正如答辯方指出，裁判官已就相關閉路電視片段作出詳盡而且仔細的分析，其中詳述上訴人及戴口罩男子的衣著、服飾、步姿、身形，位置、行走路線、與其他行人的距離和步行方向等等。由此可見，裁判官已經就現場光線、觀察位置、距離等作了小心的考慮。其次，裁判官既已提及Turnbull指引，他又是專業法官，理應熟識這廣為人知的法律原則。本席不認為他有需要在《裁斷陳述書》中將該指引的內容，巨細無遺地抄寫一遍：HKSAR v Kwok Chi Wah[59]；及HKSAR v LKS[60]。

79. 「明知地」是警隊條例第64(a) 條的其中一項罪行元素。陳大律師陳詞指裁判官的整份《裁斷陳述書》中對「明知地」此一元素並未有任何分析，憑推斷而得出上訴人離開「飛龍」後戴上cap帽、口罩及太陽眼鏡，以此為基礎，直接跳進上訴人明知地向警務人員虛報的結論，此舉同樣令定罪不安全及不穩妥。

80. 跟上訴理由（五）一樣，陳大律師對此上訴理由沒有太多論述，這也是明智的。坦白說，本席認為此上訴理由不切實際。本席同意答辯人陳詞所言，「明知地」這控罪元素並非什麼複雜的概念。裁判官已清楚解釋他為何肯定案發當日沒有發生過上訴人被擄走的事件。裁判官肯定上訴人離開「飛龍」後戴上鴨嘴帽、口罩和太陽眼鏡，是為了掩藏其身份、整件聲稱被擄及殘害的事件乃是上訴人自編自導自演的。由於上訴人的聲稱是虛假及自編自導自演的，因此他向警方舉報時，必定是明知該聲稱是虛假的，裁判官無須再重覆他詳盡的分析。

81. 如前所述，本案在事實方面的爭議，關鍵在於上訴人是否有如他所說的曾經在砵蘭街的相關路段上被人拐走。如果根本沒有這件事發生, 那麼無論後來在他身上發現的傷勢是如何造成的—是由自己還是由他人協助造成，本席認為這只是不重要的細節。因此，本席同意裁判官的裁斷說[61]：

82. 本席認為，根據裁判官席前的證據，裁判官有充分的理由裁定閉路電視片段中所見的戴口罩男子就是上訴人自己，而且上訴人所說的被拐走的事件並沒有發生過。既然如此，但上訴人卻對警方說自己有被拐帶，因此他必然是「明知地」向警務人員虛報有人犯罪。本席認為裁判官的定罪是合法合理的，也是本席認同的。

83. 基於以上，本席認為上訴人的各項上訴理由，無論是分開考慮還是整體而言，都沒能使定罪不安全或不穩妥。本席駁回上訴人的上訴。

[1] 證物 P36A

[2] 證物 P36B

[3] 見「第二分同意事實」(P32)

[4] 「裁斷陳述書」，第11-15段。

[5] 「裁斷陳述書」，第19-20段。

[6] P39

[7] P1-P4是以同意事實的方式呈堂，其確實性 (authenticity) 不受爭議：見「第一份同意事實」(P31)。辯方所爭議的是各閉路電視錄像的時間順次序，以及上訴人是否就是錄像中所見的那位戴鴨嘴帽、太陽眼鏡及口罩的男子。

[8] P1-4

[9] P39

[10] P36E，並參見該口供所附的照片。

[11] 關於該5個地點的位置，可參見P49B（非比例圖）

[12] 位於彌敦道的銀座廣場。

[13] P9 (1-13)

[14] 「裁斷陳述書」，第97-101段

[15] (2005) 8 HKCFAR 70

[16] [2012] 4 HKLRD 383

[17] (2010) 13 HKCFAR 728

[18] [2016] 2 HKLRD 718

[19] HCMA 574/1996

[20] 「裁斷陳述書」，第31段

[21] 同上，第36段。

[22] CACC 48/2010 (11.11.2010)

[23] (2002) 187 ALR 233

[24] 原文是：

[84] Before turning to the evidence with respect to the possible movement of the bodies and the furnitu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one other feature which pertains to expert evidence generally. As already indicated, expert evidence is evidence with respect to matters outside ordinary experience or knowledge. Where conflicting evidence is given with respect to such matters, the conflict will ordinarily be capable of resolution by a jury only if the evidence is based on matters of common knowledge or experience or on assumptions with respect to matters about which the jury can reach its own conclusions.

[85] If the conflicting evidence of experts is not based on matters or assumptions with respect to matters upon which the jury can reach its own conclusions but, instead, is evidence of “opinion on matters of science within disciplines of which each [is] a master, and at a level of difficulty and sophistication above that at which a juror ... might by reasoning from general scientific knowledge subject the opinions to wholly effective critical evaluation”, a jury cannot, by reference solely to that evidence, resolve that conflict in a manner “which would eliminate reasonable doubt”.

[25] 「裁斷陳述書」，第36段

[26] 前述，Gleeson CJ, Hayne J:

“[37] The appellant submitted that, because the differences of opinion between experts could not be properly evaluated by the jury, the trial judge should have directed the jury that it would be dangerous to accept the body of expert evidence adverse to the appellant by reasoning from general scientific knowledge. As these reasons have sought to demonstrate, the premise of the argument is flawed. The cri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perts did not depend upon matters that required difficult or sophisticated scientific analysis. The critical differences turned upon whether there was a reasonable possibility that Mrs Velevska had acted as Dr Bradhurst suggested in his evidence, not upon whether a person was physically able to have acted in that way. That issue may be contrasted with the issues in Chamberlain v R (No 2). In Chamberlain, the critical question was whether some stains were stains of foetal blood. Experts expressed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question which was a wholly scientific question. Here the critical question turned on whether Mrs Velevska may have killed one or both of the twins in the way described by Dr Bradhurst, may have then lain supine on the floor while bleeding profusely, before turning over, moving her children's bodies (and the bed) to the positions in which they were found, and only then inflicting a further savage wound to herself.” （底線後加）

及見Gummow, Callinan JJ:

“[181] The correct position is, in our opinion, that conflicting expert evidence will always call for careful evaluation. So too, because expert evidence by definition deals with generally unfamiliar and technical matters, it will always need careful, and usually more elaborate treatment by the trial judge in directing a jury about it.

[182]Juries are frequently called upon to resolve conflicts between experts. They have done so from the inception of jury trials. Expert evidence does not, as a matter of law, fall into two categories: difficult and sophisticated expert evidence giving rise to conflicts which a jury may not and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resolve; and simple and unsophisticated expert evidence which they can. Nor is it the law, that simply because there is a conflict in respect of difficult and sophisticated expert evidence, even with respect to an important, indeed critical matter, its resolution should for that reason alone be regarded by an appellate court as having been beyond the capacity of the jury to resolve.”（底線後加）

[27] [2003] 1 Cr App R 21

[28] 同上，第29段，原文如下：

“ In our judgment, on the authorities, there are, as it seems to us at least four circumstances in which, subject to the judicial discretion to exclude, evidence is admissible to show and, subject to appropriate directions in the summing-up, a jury can be invited to conclude that the defendant committed the offence on the basis of a photographic image from the scene of the crime:

(i) where the photographic image is sufficiently clear, the jury can compare it with the defendant sitting in the dock (Dodson and Williams);

(ii) where a witness knows the defendant sufficiently well to recognize him as the offender depicted in the photographic image, he can give evidence of this (Fowden and White, Kajala v Noble, Grimer, Caldwell and Dixon and Blenkinsop); and this may be so even if the photographic image is no longer available for the jury (Taylor v Chief Constable of Chester);

(iii) where a witness who does not know the defendant spends substantial time viewing and analysing photographic images from the scene, thereby acquiring special knowledge which the jury does not have, he can give evidence of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a comparison between those images and a reasonably contemporary photograph of the defendant, provided that the images and the photograph are available to the jury (Clare and Peach);

(iv) a suitably qualified expert with facial mapping skills can give opinion evidence of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a comparison between images from the scene, (whether expertly enhanced or not) and a reasonably contemporary photograph of the defendant, provided the images and the photograph are available for the jury (R. v Stockwell (1993) 97 Cr App R 260, R. v Clarke [1995] 2 Cr App R 425 and R. v Hookway [1999] Crim R 750).”

[29] [2011] EWCA Crim 1334 (12 May 2011)，原文如下：

“22. Mr Corrigan submits that (iii) applies only to a case of facial recognition and cannot be extended to identification that takes account of other matters such as build or gait. The court in the 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case included the proviso that the images in the photograph on which the comparison is based should be available to the jury.... He submits, further, that the present case was not one of facial recognition and therefore did not fall within category (iii) since, as is clear from the evidence the officers gave to the jury, facial recognition played no part in their identification of the appellant. The judge was therefore wrong, in his submission, to rule that the evidence was admissible.

23. We do not accept those arguments. We take the view, first, that officers who have acquired special knowledge by substantial viewing and analysis of CCTV images and who identify a defendant by a comparison between those images and what they have observed of the defendant in person, whether or not in conjunction with a photograph of the defendant, can give evidence about identification, even if the comparison is not based wholly or mainly on facial features but also takes into account matters such as build or gait. We accept that paragraph 19(iii) of the 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focuses on facial recognition, but in our view it can properly be extended to apply to identification based upon a combination of features. The categories in paragraph 19 are not exhaustive, as the court makes clear. Where the identification is based on observation of a defendant in person and matters such as build and gait are taken into account, we accept that there is the disadvantage that the jury do not have the same means of assessing the evidence as where it is based simply on a comparison with a photograph and the jury have that photograph in front of them, but we do not accept that this prevents such an identification from being admissible in evidence. The jury will still have the CCTV images, as well as hearing evidence with appropriate cross-examination as to the precise basis on which the officer who has studied those images made the subsequent identification.” （底線後加）

[30] CACC366/2015 (24.5.2017)，判詞第58段。原文如下：

“58. Having carefully viewed that tape we are satisfied that it does not provide a sufficiently clear image of the face of the red T-shirted person to allow a facial recognition of this person as the appellant. But, of course, there are other means by which a person may be identified and simply because the image of the person’s face is not clear does not mean that it becomes impossible to identify the person. For example, it may be that a person’s clothing is particularly distinctive because of its colour, type, design, patterns or markings and it is proven that the defendant possesses such clothing. It may be that the defendant possesses unusual bodily features, wears particular jewellery or walks with a special gait. A witness who knows a defendant well may be able to point to features about him which make him readily recognizable to the witness.”（底線後加）

[31] 審訊謄本第65頁I-K行。

[32] 同上，第64頁S-U行。

[33] 同上，第66頁P-S行。

[34] 同上，第66頁C-M行。

[35] 同上，第68頁M-N行。

[36] 同上，第83F-84F。

[37] 原審謄本第80頁J行。

[38] [1995] 2 Cr App R 333

[39] (1982) 1 NQLR 618

[40] 「裁斷陳述書」，第29段。

[41] [2009] 1 Cr App R 36

[42] 原審謄本，第94H-K行。

[43] 同上第94U至95E。

[44] [2016] EWCA Crim 2046

[45] 見「第二份同意事實」(P32)，第 (1) 段。

[46] 上文所引的該案判案第31段。

[47] [2003] EWCA Crim 3434，第53段

[48] [2011] EWCA Crim 2826，第20段

[49] [2005] EWCA Crim 731，第14段

[50] [2008] 2 Cr App R 20，第56段

[51] 「裁斷陳述書」，第42段。

[52] 同上，第92段。

[53] (2012) 15 HKCFAR 16

[54] 「裁斷陳述書」，第44段。

[55] [2019] 1 HKC 296

[56] Specimen Directions 1.2

[57] 在本案，控方在結案陳詞時有邀請法庭親自比對閉路電視畫面和上訴人：宗卷第953 頁B‑C 行。

[58] 《裁斷陳述書》，第40段。

[59] [1999] 1 HKLRD 481, 486

[60] CACC 260/2016 (23.2.2009)

[61] 《裁斷陳述書》，第99段。